在政策的导引下，基础研究很快将会成为中国科技的下一个热点领域。为了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避免出现“一窝蜂”以及滥竽充数现象，需要设计与制定合理的基础研究的激励机制与评价标准。这是最直接的调控工具，应该认真对待，否则很可能会出现事倍功半的结果。

　　我们需要探讨如下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从事基础研究的动机偏好与激励机制如何设计？其次，基础研究成果如何评价？

　　基础研究是探究事物本质的研究，其成果离市场化应用很遥远，这也就意味着此类研究商业化和变现的能力都比较弱，而且其成果的取得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它存在的意义在于拓宽人类的认知视野与增加人类的知识库存。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事基础研究是需要热爱和情怀的，毕竟发自内心的热爱是所有动机中排在首位的要素。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与量化考核越来越精细化的双重挤压下，如果没有特殊的制度安排，基础研究事业很容易萎缩，很少有人乐意从事。毕竟，作为理性人在市场经济中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而从事基础研究的成果和收益是不确定的，如何评价他们的努力就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有效的激励机制应该把从业者的个体偏好与激励靶标匹配起来，只有这样，基础研究队伍才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规模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为整个科技大厦源源不断地产出基础性知识。

　　基于这种理念，笔者认为在基础研究的激励机制设计中要考虑如下两个问题：首先，研究队伍的适度冗余原则。换言之，要保障基础性知识供给的连续性，要适当地扩大基础研究队伍的规模，避免人才队伍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并始终维持在一个适度宽松的规模。按照偏好程度，基础研究人才的队伍结构可分为三层：核心层、中间层与外围边缘层。根据边际效用原理，在科技共同体中有一部分人既可以从事基础研究又可以从事应用研究，从队伍结构来看，这部分人处于外围边缘层。在政策调控下，一旦从事基础研究的收益是稳定的和可预期的，那么这些人会从应用研究领域撤回到基础研究领域，反之亦然。其次，通过激励机制形成知识的蠕变效应。所谓的知识蠕变效应是指在持续稳定的微小投入刺激下，经过时间的累积作用，最后带来基础研究局面的重大改变。

　　为了使上述激励机制的设计目标平稳落地，需要对基础研究进行细分。笔者曾根据研究的不确定性与难度把基础研究从0到1的突破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0~0.5、0.5~1以及1~N阶段。

　　基础研究的0~0.5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漫无目的的探索未知的研究，完全无法规划与预测，它理应由科学共同体中最具理想主义情怀的个体来承担，科学史的研究已经无数次证明这类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比较稀少的，他们是基础研究队伍的核心圈层。那么，在这一阶段，国家只需要辅以不计任何回报的适当投入即可。

　　在0.5~1阶段，由于研究的目标已经很明确，此时需要由那些持现实主义理念的科技共同体成员来完成，这是基础研究队伍中的基本盘（中间层），同时也是基础研究投入中的主战场，其绝大部分投入由国家提供，所谓世界范围内的科技竞争主要在这个阶段内展开。

　　至于1~N阶段的基础研究，这部分研究属于基础研究成果横向扩散与拓展阶段，由于基本科学原理已经明确，它完全可以由基础研究团队中持功利主义理念的外围人员来完成，从而加快实现从科学原理向技术原理的转化，这些基础研究队伍中的外围人员通常是指那些介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科研人员，他们的归属方向完全由两个相邻研究领域的边际效用来决定，即哪个领域边际效用高向哪个领域转移，这种现象也是基础研究活跃度的重要检验指标，理想状况下，它的投入主体应该主要由市场来提供。

　　由于基础研究各阶段成果产出的不确定性与差异性，对基础研究产出的评价必须考虑时间折扣效应。所谓时间折扣是指人类倾向于对更远的未来发生的结果赋予更低的价值，由此导致我们在评估中更喜欢即时满足而无法忍受延迟满足。遗憾的是，基础研究成果不像应用研究成果，前者要在遥远的未来才能看到它们的价值，而后者往往能立竿见影般很快就显示其价值，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在评价中，我们经常对基础研究成果给予低的评价，而对于应用研究成果给予高的评价。

　　这种评价的差异会影响科技共同体成员对于收益的计算。因此，对基础研究产出的评价必须是基于回顾性的、历史角度的。这就需要从制度安排上对于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给予补偿，只有这样才能冲抵评价中由于人类认知造成的时间折扣效应，从而向科技共同体成员传达明确的激励信号：承认可以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而且回报可观。

　　同时，笔者认为，在推进基础研究的过程中，要避免出现三种情况：首先，警惕科技界的机会主义盛行。政策倾斜带来资源投入的增加，易导致以哄抢资源为目的的投机分子大量无序涌入，从而破坏基础研究的研究范式和脆弱的生态系统；其次，在基础研究中设立研究“特区”。尤其是在0~0.5阶段的基础研究，利用政策工具稳定核心人才队伍、稳定基本投入，超长周期评估，这部分的投入要完全基于无功利性目的来运作，甚至抱着颗粒无收的决心，这是国家为获得新知识、新思想必须付出的成本；再次，要避免由于懒政的短视把应用研究成果的评价模式简单移植到基础研究领域的做法。毕竟从功利主义评价模式向理想主义评价模式的转变是一种彻底的认知转变，也是灵魂拷问。而这些我们已经遗忘得太久了。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