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的根果:中国地毯版图的形成
中国地毯的沉寂期大致在公元前659年被战火所唤醒,由此羌人部族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部族大迁徙,中国地毯史随之进入活跃期。西藏高原山高路险,但它有无数的山路、河流与外界联通。
藏北高原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绿洲之间的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中的阿克赛钦古道,在这条有万年历史的古道上,人们从事食盐与铁器等交易。
在青藏高原东部沿横断山脉有一条被今人称作藏彝走廊的大通道。藏彝走廊连同它南北两端东西向的主要联络路线,就像一个巨大的英文字母X形的藤蔓,铺盖在中国西部的大地上。
通过这些文化传播地带和藏彝走廊,新疆和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彼此影响和互动。从考古发掘文化资料看,主要是通过藏彝走廊地区的氐羌人群进行的。
在青海高原玉树地区,有着所谓三山加两河的地貌,那里曾是吐蕃人与匈奴人联系的重要通道,也是从汉族地区进入西藏高原的首选之路。由此可知,青藏高原上众多河流与四通八达的山道,构成了与外界联系的天然网络。
自古以来,游牧民族通常有小规模、小范围的迁徙。但是在历史上大的迁徙运动一般都是由特殊缘由造成的。据史书记载,古代进入西藏地区的羌人有被称为“发羌”和“唐牦”的部落。《旧唐书.吐蕃传》卷196有记载,“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而《新唐书.吐蕃传》卷216进一步说,“吐蕃本西羌属,盖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牦等。”唐人认为吐蕃来源于古代羌的一支。近代大多数学者也普遍认同这一观点。
但羌人并不是吐蕃的唯一来源。在西藏除了卡若文化、藏北细石器文化等与羌族有关系的古代文化遗存外,还有一种具有非常突出的地方特点“无法归属现有任何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即在当地发展起来的土生土长的曲贡文化。这就是说,在发羌等羌族部落进入西藏之前,那里已经有原住居民的存在。
《羌族通史》指出:“秦汉以来,羌族与中央王朝战事不断。由于发羌与中央王朝相隔甚远,又有众多羌族部落作为缓冲,所以发羌等羌族部落以及西藏的土著能在秦朝以来政府与羌人的历次残酷军事斗争中得以幸免,于僻远的青藏高原一隅繁衍生息,独立发展。以致到隋唐时期已经壮大成为一泱泱大族,并兼并苏毗、羊同等羌族部落,统一青藏高原,成为一个全新的民族共同体。”
李文实教授在《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中明确指出:“到汉代在甘肃临夏和青海民和有罕羌,河曲有析支羌、白兰羌、党项羌,海西有先零羌,海东及河南有勒姐、牢姐、当煎、封养、种存、巩唐、且冻、鸟吾、传南诸羌。而天山南路更布满婼羌、葱茈羌、白马羌、黄牛羌等。可说是今川西南、甘肃南部、河西走廊、青海的海东、海西、海南、海北、黄南、果洛、玉树、几乎全是羌族。《后汉书.西羌传》说:‘自爰剑后,子孙支凡百十五种,其九种在析支河首以西及蜀汉徼北。......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发羌、唐牦等绝远’。
除了仍留居在青海地区的羌人外,其中向西南迁徙的发羌、唐羌,后来成为藏族先民的一部分;一部分向西,进入昆仑山以北的南疆地区。还有部分向东向南迁徙,如被称为牦牛羌,即越巂羌的那部分羌人部落,分布在今四川雅砻江一带;被称为白马羌(即广汉羌)、参狼羌(即武都羌)的羌人部落,分布在今四川西北部的绵阳地区和甘肃陇南地区。
荒服之外羌人部众迁徙的同时他们的生活用品之一地毯,也随之被带到了上述的那些地方。于是,地毯的编织工艺便在雍州、梁州之外的地域生根、开花、结果。但必须强调的是,在雍州、梁州以外从事地毯编织业的人群均为羌人或者与之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群。羌人部族的迁徙大约持续了数百年的时间才趋于缓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才形成了诸如今天的藏族地毯、新疆地毯、青海地毯、甘肃地毯以及东部区域各类地毯的格局。
在近30年的独自旅行中,我在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山西、陕西、内蒙古等诸多地方实地考察了中国地毯的历史。2017年当我完成这道路漫长、时间漫长的旅行之后,我将这些年来旅行的线路绘制在中国地图上时,竟然发现它们与羌人在数千年前迁徙的路线几乎吻合在一起。我在不觉之中走完了数千年前羌人向东、向西(截止到帕米尔高原分水岭东侧)、向西北、向南、向西南迁徙的大部分路线。我发现这个最终结果验证了如今中国地毯的生产区域与古代羌人的迁徙有着血与肉的关系。言外之意,正是由于羌人部落数千年前的迁徙将其日常用品之一的地毯带往新的定居地方,才使得这一手工编织技艺在他们所经过以及驻留的中国东部、西部、西北部、南部、西南部,甚至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方生根、开花、结果。与此同时,他们以及他们的世代子孙们毫不犹豫地继续在地毯上编织着故乡马家窑文化的符号。以至于21世纪的今天,这一格局依然如故,羌人的地毯结扣工艺(织皮工艺、氍毹雏形的工艺)、羌人的马家窑文化符号依然在中国不同的地毯产区被传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