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在没有前人文字可参照的条件下研究中国地毯发展史就像是面对大海，海的下面交叉着无法数清且又千差万别的历史脉络，需要花费了数千个日日夜夜去不断考察、反复思索。这一过程从1990年7月26日开始，而在2016年正月初六的早上，我忽然心中一亮，以甘青蜀为中心散射状的中国地毯历史走向图，骤然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中国的地毯发源地雍州、梁州荒服地域，正在马家窑文化圈的甘肃、青海及川西北高原之内。而中国地毯起源的时间也大致与马家窑文化形成期相同，故而从数千年前直到今天，中国地毯秉承的一直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彩陶与甘青蜀的织皮在文化上一脉相承。在羌人创造了马家窑彩陶文明的4800年后，我迈着急匆匆的步伐从拉萨河谷一路向北走下西藏高原，进入青海省东部湟水下游乐都县马家窑文化的中心地带。

　　2005年夏天，我下了长途汽车，穿过绿油油的麦田向柳湾彩陶博物馆走去。20世纪初考古学家在位于青海省乐都县的柳湾地方发掘出土大量的马家窑文化类型彩陶，对于长途跋涉到这里的我来说，站在乐都柳湾彩陶博物馆里，面对着古老彩陶上神秘的符号，我沉静在一种难言的兴奋里。

　　长期以来许多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于马家窑彩陶上绘制的符号试图予以解释。和士华先生指出，从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开始，古人留下了一批星象符号，到柳湾时已经积累到139种。和先生将139种星象图一一对应地绘制出来。令人振奋的是，其中不少星象学符号如今依然在中国地毯中被广泛使用。

　　新石器时代星象学符号在马家窑彩陶出现的结果，除了是华夏祖先对天空星座最早的记录之外，和先生指出它似乎应该与原始祭祀有关。早期地毯中出现的这些符号，想必除了日常使用之外，也许具有原始宗教祭祀的意义。

　　我认为，中国地毯在4200年前的织皮时期，已经具备了原始宗教的表达意义。如今在中国地毯中除了藏族地毯保存了其最古老、最原始的编织形式即尺不戒U字扣工艺外，在青海地区还保留着一种极具原始意味的U字扣驼毛束的编织工艺。或许青海地区的这种编织工艺更加接近原始织皮的形态。除此之外，其他地区出产的地毯已经不再使用古老的织皮编织方式，但是马家窑彩陶符号依然活跃在中国地毯之上。

　　中国地毯就是这样承载着古老的马家窑文化，在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地域生生不息了四千多年的时间，并以自己独特的文化为背景成为世界地毯界一面伟大的旗帜。

　　从乐都县乘坐长途汽车向南就可以到达同仁县。上古时期这里也曾经是羌人生活的地方。每年农历十一月初五至二十，在同仁县年都乎村都会举行跳於菟舞的古老仪式。於菟在汉语典籍中是老虎的别称。《左传·宣公四年》有“楚人......谓虎於菟。”的记载。

　　年都乎村是同仁县的一个土族村，周围遍布藏族村落。所以这个村子中人们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语言服饰大都与藏族同。但这里的於菟舞仪式反映的却是另外一种古老的文化内容。跳於菟舞是年都乎村土族人每年冬季必行的隆重的民间祭祀活动。它的目的在于驱邪逐魔，求吉纳福。长久以来，跳於菟舞被认为是年都乎村人最为重要的精神图腾仪式。

　　我从伫立在村中二郎神殿旁的经幡中观察到其中有不少虎皮纹、豹皮纹饰的箭簇装置，联系到在中国不同地区所出产的地毯中均使用虎皮纹或老虎图案。我们应该相信，今天在中国地毯中出现的虎皮纹符号一定有着深厚的文化及悠久的历史，其中藏族地区所编织的虎皮纹地毯更保持着纯正的古老形式而享誉世界。

　　青海省都兰县位于柴达木盆地的东缘，上古时期这里曾是羌人的密集聚居地。2017年6月，我为了观看一幅出土的棺板画，乘坐长途汽车前往都兰。在汽车进入柴达木盆地几小时之后，本是晴空万里的天空忽然下起了鹅毛大雪。看着在雪地里行走的羊群，我更加懂得了为什么生活在这里的上古先民绞尽脑汁地织造出一种叫做织皮的栽绒织物，对于过着半农半牧定居生活的他们需要用这种仿生学的制品来度过春夏秋冬四个气候严酷的季节。

　　当我到赶到都兰县博物馆时，才知道那块绘制有巫师脚踏穗边毯做法的棺板画已经存放在西宁市青海省文物研究所了。

　　都兰热水发掘出土的墓葬主人是生活在1300年前的一位当地贵族。其棺板画中表现的是该主人曾经的生活情景。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曾在经历某些重大事件时要请当地的巫师做法，而巫师脚踏的正是一块穗边毯。这幅不大的棺材板四周的画面中多次出现各种类型的地毯，说明那个时候地毯已经是当地人重要的生活用品了。

　　从都兰继续西行就可以到达柴达木盆地西缘的格尔木。

　　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学家在格尔木所属的诺木洪地区发掘了3000千多年前青铜时代羌人聚落的遗址。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毛织物残片。

　　其中，《青海都兰县诺木洪塔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报告》所提到的三块标本值得人们深思。

　　标本0343残毛布制品有明显的再加工痕迹。这块毛布的左边有两块褐色的毛布被缝合在一起，在褐色毛布的下面，又缝了两层毛布。诺木洪人曾将数块毛布缝合在一起，因为天寒地冻需要更厚的织物保暖。标本0108是一块很残的毛布。毛布上面缝了一层羊毛。这里出现了毛布以外的其他物质。重要的是0100号标本上面缝有牦牛毛纺成的细线。

　　今天的人们通过以上三块毛布标本排列的顺序可以看出，诺木洪塔里他里哈人曾经利用毛布、毛线探索着生产一种近似牦牛皮或者绵羊皮的织物。它在告诉后人，塔里他里哈人正一步一步摸索着向栽绒织物的技术靠近。假如有一天那位织工将毛线穿过毛布的经纬线并固定在那里，这时不仅它的外观上更加像牛羊毛，而且就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栽绒地毯了。当然，那个时期羌人早已完成栽绒地毯的发明了。

　　从格尔木沿柴达木盆地向西北行进，翻越阿尔金山就可以进入新疆的若羌县。在很古老的时候就有羌人部落到达若羌并从事畜牧业，人们沿着塔里木盆地向西到达和田附近，并将编织地毯的技术带到了那里。如果从格尔木的柴达木盆地沿着昆仑山北麓与阿尔金山之间的谷地一直向西，就会在喀喇昆仑山东麓与有上万年历史的阿克塞钦古道相遇。那是一条连接新疆塔里木盆地与藏北高原的极为难行的道路。早年到达这里的羌人部族就是通过这条险象丛生的道路向南行进到达藏北高原的。

　　如今这条道路叫做新藏公路，我在2015年夏天从新疆叶城启程翻越昆仑山到达藏北高原。坐在汽车上很难想象古代羌人是如何赶着牲畜，顶着漫天大雪翻越昆仑山脉寻找新的生存之地的。无论如何，在距今两千多年前那些羌人就是这样勇敢地穿越这数千公里的死亡地带，最终将他们生命的种子撒播在藏北高原之上。今天如我所见，他们携带去的地毯编织业已经在阿里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了。

　　我第一次去阿里扎达是2004年的深秋，拉萨前往阿里的道路已经被大风雪封堵，长途汽车早已停运。我租用了一辆破旧的越野吉普车从拉萨前往2000公里以外的阿里地区扎达县，拍摄古格遗址残存的壁画中有关地毯的画面。第三天中午当我走进了扎达县长办公室的时候才知道，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格遗址根本就不允许拍照。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我终于得到允许可以拍摄少量的照片。我们的车飞一样地开到17公里外的古格遗址时已是下午三点了。残旧的宫殿拐角处有一个天窗，一束泄下的阳光所照亮的墙上正有我所需要的画面。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拍摄完所需要的照片时，阳光也随之消失了。

　　古格王城建于公元10世纪，保留着千年之前的壁画。万幸的是当年的壁画艺术家细心地将藏族地毯中穗边毯的特点细腻地表现出来，使得今天的人们可以见到1100年以前阿里人是如何使用穗边毯。

　　古格国王使用的穗边毯有红黄两种颜色，王后使用的仅仅是黑色的穗边毯。而那些贵族供养人使用的是条状的黑色穗边毯。由此看来，在一千多年前穗边毯的使用是有着非常严格的界定的。从壁画中我捕捉到了另一个信息，即公元10世纪时西藏高原依旧使用幅宽很小的地毯织机，这个传统做法一直保留到现在。

　　离开古格遗址，我就动身返回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拉萨。

　　雅鲁藏布江谷地使用地毯的历史非常悠久。赞普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在位期间曾颁布过优待四方著名医师的13条诏令，其中讲道：“任何场合他们被奉为贵宾坐上席，准许他们坐虎豹皮及彩缎高软厚的卡垫。”这里所说的“高软厚的卡垫”就是穗边毯。虽然这段文字只是对早期赞普诏令的补充，但由此我们推断得知，吐蕃上层社会使用穗边毯至少有着1300年的历史。同时，这也是目前所知西藏高原关于地毯最早的文字记录了。

　　在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上文提过的都兰热水巫师使用穗边毯的事件。而雅鲁藏布江谷地的吐蕃上层社会使用穗边毯不应该受到都兰时期贵族生活的影响。这也证明，吐蕃时期雅鲁藏布谷地的编织工匠已经掌握了穗边毯的编织技术。同时穗边毯使用者的身份与都兰地方穗边毯使用者的身份等级相近。这说明，双方就地毯而言不仅有着相同的编织技术，而且还有着同近的文化背景。这一点对于地毯史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回到拉萨，我就坐上长途汽车前往成都。这是一次漫长而充满趣味的探索之旅。长途汽车穿过金沙江不远就是四川省德格县城。第二天，我租一辆吉普车进入大山深处的巴邦寺院。海拔3000米的巴邦寺院被包围在一片原始森林中，气候温和湿润。我在寺院中发现，僧人们在经堂修行时使用的已经不是栽绒地毯了，取而代之的是毛布坐垫，或者是一种在毛布座套中夹有毛毡的坐垫。

　　这一现象说明，随着海拔降低、气候变得温和，栽绒工艺的尺不戒、穗边毯已经不太适合这里的气候。于是人们舍弃了传统工艺，进而使用毛布坐垫。这不是简单的个别现象，我注意到，穗边毯这种具有非常特殊工艺的栽绒织物于公元7世纪、公元8世纪及公元9世纪分别在新疆塔里木盆地、青海都兰地方及宁夏出现过。但是到今天为止，这三个地区唯独有西藏、青海地区还在使用穗边毯。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气候温和，人们放弃了厚重的尺不戒、穗边毯，进而使用工艺简单且较为单薄的氍毹了。这在中国地毯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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